二月事件 (捷克斯洛伐克)

二月事件
冷战的一部分
政變前，親共產勢力的示威者
日期 1948年2月21日-25日 地点 捷克斯洛伐克第三共和國 结果 共产主义主导的政党上台
参战方
总统 民族社会党 人民黨 民主党 社會民主黨（反共派） 支持者： 英国	总理 共產黨 社會民主黨（亲共派） 支持者： 苏联
指挥官与领导者
爱德华·贝奈斯  培特尔·曾克尔 博胡米尔·罗斯曼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 鲁道夫·斯兰斯基 兹德涅克·费林格 （原捷克社會民主黨）

1948年2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蘇聯的支持下，通过政变毫無爭議地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它標誌著該黨在該國四十年統治的開始。

政變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國家的邊界，因為它是通往全面冷戰的已經很發達的道路上的一個明確標誌。這一事件驚動了西方國家，並促使馬歇爾計劃迅速通過，在西德建立了一個國家，採取準軍事措施使共產主義者在法國、希臘，尤其是義大利失去權力，並朝著共同安全邁進，這將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導致北約的成立和鐵幕的最終繪製，直到1989年革命。

背景

二戰結束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下称捷共）處於有利地位。它自1920年代以來對捷克斯洛伐克政治的強大影響，其清白的戰時記錄以及與非共產黨政黨的合作，它對作為該國解放者之一的蘇聯的認同，以及它在不驚動西方的情況下成為該國主要政治力量的決心（意大利和法國的共產黨也採用了這一戰略）與民眾反對納粹相吻合，隨之而來的對真正變革的渴望，以及生活在蘇聯軌道內的新政治現實導致党员人數從1945年的4万激增至 1948 年的 135 萬。 此外，蘇聯人認為這個國家是一個戰利品：因为它與西德接壤，在亞希莫夫周圍擁有鈾礦。

儘管如此，該黨領袖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在 1945 年表示，“儘管形勢有利，但下一個目標不是蘇維埃和社會主義，而是進行真正徹底的民主民族革命”，從而將他的政黨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傳統（他甚至聲稱自己是托馬斯·馬薩里克（Tomáš Masaryk）的弟子）並利用大眾強烈的反德情緒支持捷克民族主義。 在戰後初期，共產黨人與其他政黨在一個名為“國民陣線”的聯盟中合作，保持著願意在體制內工作的樣子。

因此，在1946年的選舉中，捷共和与其联手的社会民主党贏得38%的選票。這是歐洲共產黨在自由選舉中有史以來最好的表現，遠遠超過第二年在蘇聯影響範圍內唯一一次自由公正的戰後選舉中匈牙利同行贏得的 22%。愛德華·貝內斯總統，他本人不是共產黨員，但非常願意與蘇聯合作，並希望得到盟軍的克制，因此邀請戈特瓦爾德擔任總理。儘管政府仍然擁有非共產黨人的多數（9 名共產黨人和 17 名非共產黨人）但捷共最初控制了警察和武裝部隊，並開始控制其他關鍵部門，例如處理宣傳、教育、社會福利的部門和農業；他們也很快主宰了公務員隊伍。

然而，到1947年夏天，捷共已經疏遠了整個潛在選民集團。以共產黨員、內政部長瓦茨拉夫·諾塞克為首的警察的活動嚴重冒犯了許多公民。農民反對談論集體化，一些工人對共產黨要求他們增加產量而沒有得到更高工資的要求感到憤怒。普遍的預期是共產黨將在1948年5月的選舉中被徹底擊敗。那年9月，在第一次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上，安德烈·日丹諾夫觀察到蘇聯的勝利幫助實現了“工人階級在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所有東歐土地上對資產階級的徹底勝利，捷克斯洛伐克在該國的權力較量仍未決定”。这清楚地暗示了捷共應該加快自己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權力。這一概念在布拉格之春期間得到了加強，當時黨的檔案被打開並顯示，當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在1947 年和1948 年未能掌權時，斯大林放棄了捷克斯洛伐克議會道路的整個想法。

捷共的二號領導人、秘書長魯道夫·斯蘭斯基作为代表出席了會議。他帶著最終奪取政權的計劃回到布拉格。斯蘭斯基說：“就像在國際領域一樣，我們也在國內戰線上進行了進攻。” 捷共奉行雙管齊下的戰略。該黨知道它必須保持在選舉政治體系內工作的表面，並意識到革命政變是不可接受的。它希望在預定於 1948 年舉行的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但左翼聯盟的分裂使這不切實際。這促使該黨採取了議​​會外行動。組織“自發的”示威以“表達人民的意願”以及工人代表團不斷訪問議會旨在確保“群眾的動員”。

政变

1947年至1948年冬季，在内阁和议会中，共产党与其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了日益激烈的冲突。1948年2月，当诺塞克试图清除国家警察部队中剩余的非共产主义分子，非法扩大了他的权力，事态发展到了顶点。安全机构和警察正在转变为捷共的工具，因此，据约翰·格伦维尔说，这危及基本的公民自由。

2月12日，内阁中的非共产党人要求惩罚政府中的冒犯共产党人，并结束他们所谓的颠覆。诺塞克在哥特瓦尔德的支持下拒绝让步。他和他的共产党同僚威胁要使用武力，为了避免在议会中失败，他们动员了国内的支持者。2月21日，12名非共产党部长辞职以示抗议，因为诺塞克拒绝恢复8名非共产党高级警官的职务，尽管内阁多数人投票支持这样做。大多数部长仍然留任，社会民主党领袖兹德涅克·费林格毫不掩饰他对共产党的支持。

非共产党人认为贝奈斯会拒绝接受他们的辞职，将他们留在看守政府，并在这个过程中让共产党人感到尴尬，足以让他们屈服。贝奈斯最初坚持认为，不能组建不包括非共产党部长在内的新政府。然而，日益紧张的气氛，加上全国各地发生的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说服贝奈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因为担心捷共煽动叛乱，给红军入侵该国和恢复秩序的借口。

在格伦维尔看来，如果贝奈斯坚持他的路线，共产党就无法组建政府。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解决这场危机可能只有两种非暴力手段——要么让位给非共产党人，要么甘冒提前选举出现失败的风险，而捷共没有时间来操纵这场选举。非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时刻，需要在共产党完全控制警察部门并威胁选举进程之前迅速采取行动。

与此同时，非共产党的部长们似乎表现得好像这只是1939年前的一场老式政府危机。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正在从下面动员起来夺取完全权力。1945年至1947年担任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莱里安·佐林返回布拉格，帮助完成政变的最终安排。武装民兵和警察占领了布拉格，举行了共产主义示威，并驱散了一场反共学生示威。非共产党部长的部委被占领，公务员被解职，部长们被禁止进入自己的部委。在国防部长卢德维克·斯沃博达的领导下，军队被限制在军营内，没有进行干预。

共产党“行动委员会”和工会民兵迅速成立，配备武器，并被派上街头，并准备清洗反共主义者。哥特瓦尔德在10万人面前发表讲话，威胁说除非贝奈斯同意组建一个新的共产党主导的政府，否则将举行大罢工。佐林曾一度为驻扎在该国边境的红军提供服务。然而，哥特瓦尔德拒绝了这一提议，认为暴力威胁加上沉重的政治压力足以迫使贝奈斯投降。正如他在政变后所说，贝奈斯“知道什么是力量，这让他现实地评估了这种情况”。此外，根据历史学家伊戈尔·卢克斯的说法，贝奈斯自1945年以来一直健康状况不佳，到1948年，他已经是“一个空壳”，没有足够的情感或体力来对抗捷共的“粗暴玩家”。

1948年2月25日，贝奈斯因害怕爆发内战和苏联的干预而投降。他接受了非共产党部长的辞呈，并根据捷共的要求任命了新政府。哥特瓦尔德继续担任由25名成员组成的新政府的总理——13名共产党人和12名非共产党人（9名非共产党成员和3名独立人士）。事实上，新政府是由共产党人和亲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人主导的。一段时间以来，社会民主党领袖费林格一直支持与共产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如上所述，他在这场争端中公开站在共产党一边。人民党、捷克国家社会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成员仍然存在，因此政府名义上仍然是一个政党联盟。然而，这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盟。其他政党已经被共产党的同情者接管，而使用这些标签的部长们都是共产党精心挑选的同路人。唯一一位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同路人的高级部长是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但两周后，他被发现死于三楼的一扇窗户下面。一些朋友和崇拜者认为马萨里克自杀是出于绝望。然而，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怀疑他实际上是被摔死的，直到今天，2021年结束的一项调查裁定谋杀、事故或自杀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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