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女士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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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女士之死
主流媒體廣為流傳的杜女士照片
日期2014年8月4日 (2014-08-04)
地點黑德蘭港警察局
類型警方拘留期間死亡
起因肋骨骨折感染引發敗血症肺炎
驗屍官羅莎琳達·福利亞尼

朱麗卡·伊凡娜·杜(英語:Julieka Ivanna Dhu),通常簡稱杜女士Ms Dhu),出於尊重原住民人名習慣考慮,傳媒報導一般不寫出她的名字。2014年,年僅22歲的澳洲原住民杜女士在西澳州黑德蘭港警方拘留期間死亡。8月2日,警方獲知杜女士的男伴違反暴力禁制令後前往住所將兩人逮捕,隨後發現杜女士還因欠繳罰款身負逮捕令。她被關進南黑德蘭港警方拘留所,因未繳罰款羈押四天。

杜女士在拘留所自稱疼痛難忍並被兩次送進黑德蘭衛生院。醫療人員認為她誇大其辭,可能是毒癮發作。8月4日,杜女士自稱已站不起來。警察指責她無病呻吟,將她銬住後抬上車第三次送到醫院,院方不久宣佈杜女士死亡,官方公佈的死因是三個月前男伴打斷肋骨造成感染。

警方經內部調查認定11名警察沒有遵守規章或犯有行為失當罪,處以書面或口頭警告。死因研訊判定警方對待死者「不專業、不人道」,醫務人員能力不足。[1]研訊報告還稱,警方和醫務人員所作所為源於對原住民的偏見,建議司法機構不再囚禁未繳罰款人員,推行羈押告知服務。經過多年延誤,羈押告知服務終於在2019年10月實施。2019年9月西澳州總檢察長約翰·奎格利建議修改法律,停止羈押未繳罰款人員,新法於2020年6月實施。

背景[編輯]

杜女士[編輯]

1991年12月26日,朱麗卡·伊凡娜·杜生於西澳州黑德蘭港[2]:5,是亞馬吉族澳洲原住民[1]。父母在她三歲那年分居,此後她基本是由傑拉爾頓的祖母養大,父母定期同女兒聯繫。據稱小杜童年生活快樂,身體方面只患有輕度哮喘[2]:5據家人所述,小杜念完11年級(相同於高中畢業)後[2]:5開始「與不良分子混在一起」,成了「野孩子」[3]

2009年11月,警方發現年僅17歲的小杜在電纜海灘昏睡,叫醒時她顯然還受興奮藥效影響,賭咒發誓稱「吃過搖頭丸後啥也不記得」[3]。警方以行為不檢、拒不提供姓名和地址將她逮捕並關押一夜。次日保釋後她又沒有到兒童法院出庭,被處兩百澳洲元罰款。[3]小杜返回黑德蘭港,2010年又牽涉兩起涉警輕罪案,其中一次因行為不檢被捕時還腳踢女警,隨後受妨礙警務及襲警罪指控,法院再度判決罰款[3]

2013年,21歲的小杜開始和42歲的狄翁·魯芬交往,此人之前已有孩子,而且小杜不知道法院曾判他家庭暴力罪名成立[3]。同年12月下旬,小杜的母親聲稱女兒開始變得孤僻而且身型消瘦。小杜告訴母親,她和魯芬都在吸食冰毒,兩人每兩周領取一次的社會福利金一到手就在一兩天內用來買毒品。[3]2014年復活節假期前後,小杜告訴祖母魯芬打她,祖母帶她離開魯芬,買車票把孫女兒從傑拉爾頓送到1100公里外的皮爾布拉卡拉薩投靠親友[3]。魯芬發現小杜前往卡拉薩後用幾周時間又說服她回去,兩人在南黑德蘭港租房同居。2014年7月,小杜告訴爸爸說魯芬打斷她的肋骨,魯芬後來承認,自稱是小杜用剪刀刺他的腿在先。[3]

西澳州拒繳罰款監禁[編輯]

1991年,羈押原住民死亡皇家委員會發佈報告提出339項建議,包括不再因未繳罰款發出逮捕令[4],在澳洲所有一級行政區(州和領地)實施羈押告知服務[5]。該服務旨在向受羈押的原住民提供24小時法律諮詢和電話支持熱線,可與原住民法律援助機構的律師通話。杜女士去世時,澳洲只有新南威爾士州澳洲首都領地已經施行羈押告知服務,此後兩地截至2014年都從未有原住民在羈押期間死亡。[6][7]

杜女士去世時,澳洲只有西澳州還在羈押欠繳罰款人員,新南威爾士州自1987年有人在羈押期間死亡後便率先停止這種做法[8][9]。2010至2014年間,西澳州每年都有上千上因欠繳罰款入獄,該州入獄女子有三分之一是因該項罪名[10]。截至2014年,澳洲原住民入獄人口有六分之一是未繳罰款,從2008年的33人增至2013年的223人[11][12]。2015年,西澳州州長科林·巴尼特承認確有數量不明的人因欠繳罰款入獄,數量高於正式文獻紀錄,因為政府統計只包含入獄,不包括短期警方羈押[13]。2006年中期到2016年中期,西澳州欠繳罰款的婦女有七成三失業,六成四是原住民[14]。西澳州因欠繳罰款入獄將寫上刑事犯罪紀錄,澳洲其他一級行政區都只當民事糾紛處理[15]。此外,西澳州警方無權酌情忽略未繳罰款的逮捕令[16]

逮捕[編輯]

2014年8月2日,警察接到電話報訊,聲稱魯芬違反暴力禁制令;事後調查杜女士死因期間,警察一直沒有證實電話線人身份[3]。杜女士尚未成年就曾三次被捕並處罰款,三個月前法院又因她欠繳罰款發出逮捕令。警方抵達杜女士和魯芬的住所,交談期間發現她名下的欠款逮捕令。警察逮捕兩人並分別關在南黑德蘭港警察局的相鄰羈押房。杜女士的罰款總額是3622澳洲元,被判羈押四天,每天可折算還款250澳洲元。[3][17][18]魯芬因違反暴力禁制令、盜竊、毆打和刑事破壞數罪併罰,2016年3月還在服刑。西澳州囚犯審查委員會認為他「對社會構成致命威脅」,故而撤銷他的保釋。[3]

情況惡化並去世[編輯]

杜女士被捕後自稱疼痛難忍[3],但警方詢問時魯芬就在旁邊,杜女士含糊其辭[19]。警察給她兩片對乙酰氨基酚止痛藥,當晚八點把她送到黑德蘭衛生院。經過短暫檢查,醫務人員判定她的分診級別是四,緊急程度倒數第二。檢查杜女士的安妮·朗事後接受死因研訊調查,自稱當時相信杜女士感到疼痛,但有意誇大程度。她給杜女士開羥考酮地西泮止痛,宣佈病人情況好轉,可以送回警方繼續羈押,杜女士不久回到羈押房。[1][3]

根據證詞,杜女士接下來20小時哭喊求救、嘔吐,請求前往醫院[3][20]閉路電視錄像顯示他人要求杜女士把疼痛感從輕到重按一至十分級,她的回答是「十」[1][3]。8月3日裏克·邦德警佐上班後得知杜女士的病情,他致電杜女士的父親是否願意代付罰款換取女兒釋放。杜女士的父親自稱沒那麼多錢,還稱女兒吸食冰毒成癮。邦德接受質詢時表示,通過電話後他以為死者當時是在偽裝病情想獲釋,並把上述看法告訴其他警察。當天下午警方銬住杜女士並送到衛生院,醫務人員筆記顯示杜女士「哭喊疼痛難忍……心跳過速、驚叫、脫水,心跳每分126次」。[3]因體溫計不足,衛生院沒有測量體溫[3]。分診護士艾麗絲·希瑟頓告知警方「這可能是脫癮症狀」[1]。前一晚目睹杜女士來院治療的瓦法·納德里醫生用超聲波檢查後開具對乙酰氨基酚止痛,宣佈病情已經改善,警方可以繼續監禁,當晚納德里的筆記上有「行為問題」和「毒品?」字樣[1]。閉路電視錄像顯示,杜女士返回警局時,警察口稱:「對乙酰氨基酚?就為點兒止痛藥搞這麼大陣仗?」[1]錄像還顯示邦德將另一人和杜女士關在一起,要求此人好好看看杜女士那副德行:「不要吸毒,否則就會像這個女人一樣,這就是下場」[21]

8月4日,杜女士向警方請求再到醫院治療,自稱已站不起來。剛剛換班的雪莉·伯吉斯警員聲稱,邦德警佐已事先通知,杜女士是「滿口謊言」而且「裝病」的癮君子[3],伯吉斯自稱接受邦德的說法,因為「他的話就是法律」,而且邦德面對質疑報以言語攻擊的名聲在外[22]。她還在作證時表示,邦德曾在杜女士耳邊小聲言道:「你他媽的癮君子都已經去過兩次醫院,門兒都沒有」[3]。邦德自稱沒有當面叫杜女士「癮君子」,但在與他人談論時可能說過。他自稱曾警告杜女士:「這是最後一次送你媽的去醫院。」[23]閉路電視錄像顯示伯吉斯強迫杜女士坐在地上,警察鬆手後杜女士向後倒,頭撞在混凝土地面。伯吉斯在接受質詢時聲稱杜女士當時滑倒。[1]中午12點半,邦德第三次把杜女士送到衛生院,伯吉斯與克里斯托弗·馬蒂埃銬住杜女士後把她抬上警車後車廂[2]:87[24]。閉路電視錄像顯示她因疼痛呻吟,馬蒂埃在旁大小聲要她「閉嘴」[25]。抵達衛生院時,馬蒂埃又告訴護士「她在裝病」[2]:89[19],護士聽到後表示杜女士心臟病發[1]。醫務人員嘗試急救,馬蒂埃在旁繼續宣稱她在裝病[2]:89。警方將人送到醫院53分鐘後,醫務人員宣佈杜女士死亡[1][3]。杜女士是1991年羈押原住民死亡皇家委員會發佈報告後第340名羈押期間死亡的澳洲原住民[17][26]

死因研訊[編輯]

杜女士死亡一周年之際的抗議示威

杜女士在押期間的詳細情況公佈後,她的家人於2014年10月要求開展死因研訊[27],呼籲對欠繳罰款不再施以羈押,要求實施羈押告知服務,對所有警局實行24小時醫療保障和獨立監督,「為社會公正而非監獄投資」[28]綠黨議員羅賓·查普支持上述訴求。據稱西澳州政府和警方此時還在調查,準備向死因裁判官遞交報告。[27]巴尼特州長2014年末在珀斯的集會現場表示同情受害者家屬,承諾「徹底公佈真相」[28],但堅稱沒必要開展死因研訊[28]。2016年2月,「杜女士盟友」匿名活動組織開始把杜女士和家人的形象投影到珀斯城內建築,警醒人們關注死因和即將啟動的研訊[19][21]。杜女士死亡一周年之際,澳洲各地爆發抗議示威要求調查[29]。杜女士之死及其家人的積極活動引發澳洲全國傳媒關注,此前羈押期間死亡的澳洲原住民極少激起風浪[30]

死因研訊2015年11月開始。公眾收到警告,身穿帶有「公正對待朱麗卡」字樣T恤者不得入內,兩名上衣寫有「原住民人權衛士」字樣的女子未能入場[19]。研訊第一天出示的證據表明,杜女士去世三個月前被魯芬打到肋骨骨折,引發肺炎敗血症致死,死者被捕後的警方閉路電視錄像也在現場播放[1][31]。研訊期間,死者家屬、參與治療的醫務人員及十名警察接受質詢。受害人之母作證時自稱兩次致電警局,要求與警方羈押的女兒通話被拒[25]。人權律師喬治·紐豪斯在研訊期間代表羈押原住民死亡監護委員會出庭[25]。研訊啟動後,杜女士的家人遭遇網絡暴力洪流,網民譴責死者是犯罪分子,純屬自作自受[19][32]

警方和醫務人員作證時一致宣稱杜女士裝病[3],伯吉斯自稱以為犯人裝暈,想讓警察快點送她去醫院[22]。調查人員得知,已有11名警察因未遵循正當程序受到紀律處分,警方內部調查還認為四名警察「行為不專業」,面對情況「沒有絲毫緊迫感……未能理解情況嚴重程度並正確應對」[3]。伯吉斯的紀錄處分最為嚴厲,副警察局長以犯人頭部撞擊混凝土地面後依然「毫無緊迫感」為由向她發出警示[1]。三名警察收到書面警告,七人口頭警告。這些警告沒有馬上引起紀律處分,只影響警察晉升幾率。[33]大部分警察在研訊期間承認不知道這些警告是什麼意思,又是出於什麼原因。兩名警察在受警告後晉升,邦德警佐此時已離開警隊,研訊時自稱是因「家庭因素」辭職。[3]調查人員詢問邦德是否非人對待杜女士,他回答「我看算不上非人,應該說不夠專業」[3]。醫療專業人士作證時稱,如果警方第二次送杜女士就醫時院方準確診斷傷情,她應該就能活下來[3]西澳大學農村衛生教授桑德拉·湯普森的證詞宣稱,如果杜女士是白人中產階級,警方和衛生院「肯定會花更多時間去了解病情和傷痛,這就是典型的制度種族主義」[3]。資深醫護人員甘尼申·薩卡拉帕尼表示,黑德蘭衛生院沒有制度種族主義文化,即便杜女士是白人,待遇和治療也不會有任何區別[34]

死因研訊由西澳州死因裁判官羅莎琳達·福利亞尼主持,2016年12月15日結束[2]:165。福利亞尼認為警方對待杜女士「不專業、不人道」,「遠低於預期標準」[1]。她批評警方和院方對原住民心存偏見,受害人第二次就醫時得不到合理救治[1],譴責警方在杜女士幾乎昏迷時仍然給她戴上手鍺之舉實在「可恥」[21]。研訊期間,福利亞尼拒絕公開警方羈押杜女士的閉路電視錄像,聲稱受害人私隱比公共利益更重要。裁判官的決定引起死者家屬與原住民人權團體反彈,宣稱此舉旨在「掩蓋」種族主義。人們在社交媒體上採用「#releasethecctv」(意為「#公佈閉路電視錄像」)標籤造勢,要求公佈錄像[19][21]。遞交調查結果後,福利亞尼下令公開錄像,但死者第三次就醫的部分例外[1]。福利亞尼的報告不建議刑事起訴警方或醫務人員[21],只建議不再羈押欠繳罰款人員,強制實施羈押告知服務[1]

反響[編輯]

研訊報告沒有指出任何人應對杜女士的死負責,死者家屬頗感不滿,並向傳媒表示有意採取進一步法律行動。西澳州總警監卡爾·奧卡拉漢承認警方未能有效保障杜女士的安全、福祉和尊嚴。西澳州原住民司法援助組織負責人丹尼斯·艾金頓稱死因裁判官的報告「很好」,就是來得太晚。[1]巴尼特州長看到研訊報告後表示不會按其中建議行事[21]

死因研訊報告發佈後不久,歌手費利克斯·里伯創作頌歌《杜女士》,並製成批評警方和政府行徑的音樂視頻[21][35]Black Lives MatterSayHerName(「說出她的名字」)和Idle No More(「不再懈怠」)運動組織合作,在互聯網上流傳杜女士的照片和警局遭遇錄像,將原住民公正待遇運動與北美洲及至全世界的人權運動聯繫起來[19][21]

《社會與法律研究》期刊發文宣稱,杜女士之死與澳洲普遍存在的「性別、制度和結構種族主義」有內在聯繫,死因裁判官對此視而不見,反而將受害者之死歸咎於一系列「個人失誤」。文章指出,死因研訊結果表明,只有工作經驗最少的警察才把杜女士當人看待,說明此人受西澳州警隊文化荼毒程度最輕。[21]《定居殖民研究》期刊的文章看法類似,批評此次死因研訊不過是殖民者的表演,企圖維持他們的征服者地位,根本無法解決杜女士苦難的源頭:殖民者仿佛癌症般掠奪社會養分,實際代表父權制和剝削[19]

餘波[編輯]

2015年6月,西澳州政府宣佈提升警方羈押安全程度,努力減少羈押的輕罪或青少年犯人數,但沒有說明是否包含欠繳罰款人員。西澳州原住民司法援助組織認可政府宣告,要求落到實處。杜女士的祖母聲稱政府聲明不足以解決她的擔憂,但至少是好的開始。西澳州懲戒署長喬·弗朗西斯反對任何不再關押欠繳罰款人員的計劃[36],此前他還曾呼籲對欠繳罰款人員加重處罰,如延長羈押時間[37]。羈押原住民死亡監護委員會主席馬克·紐豪斯指出,弗朗西斯的提議令政府減少囚禁原住民的承諾「形同謊言」[38],西澳大學犯罪學家希爾德·圖克斯博士也稱,如此提議會令原住民、婦女和貧困人口的處境雪上加霜[37]

2016年5月,監禁署督查尼爾·摩根的報告援引杜女士之死,建議西澳州不再囚禁欠繳罰款人員[39]。2016年10月,澳洲原住民事務部長奈格爾·斯卡良提出,任何州如果推行羈押告知服務,聯邦政府願承擔前三年費用,但西澳州政府沒有接受[40]。2017年3月,杜女士家屬在2017年州選舉前夕譴責西澳州兩個主要政黨不支持羈押告知服務。執政的自由黨表態反對羈押告知服務,工黨表示支持不再羈押欠繳罰款人員,此外只願意考慮實施羈押告知服務。[7]

2017年9月,西澳州政府向杜女士的家屬補償110萬澳洲元並正式道歉,而且不限制死者家屬繼續採取法律措施,與2017年7月家屬在西澳州最高法院遞交的民事訴訟也沒有關係。杜女士的祖母自稱對政府道歉和補償感到意外,但她更希望看到有人對孫女兒的死負責。西澳州總檢察長約翰·奎格利宣佈補償金額的同時還稱有意強制推行羈押告知服務。[40]2017年10月,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敦促全國所有一級行政區推行羈押告知服務,奎格利表態支持,聲稱杜女士被捕後如果有人聯繫原住民司法援助組織,「結果將完全不同」[6]。不到一周,要求推行羈押告知服務的網上請願書就有近兩萬人簽名[6]

2018年5月,法院以未繳罰款罪名向杜女士的堂妹艾麗拉·凱利-萊德發出逮捕令[15]。凱利-萊德本來一直按時繳納罰款,但未能續簽就業合同失業後無法繼續付款。凱利-萊德經眾包活動籌款還錢時得知逮捕令已經撤回,認為這應該是案件引來的宣傳所致,對此她質疑其他欠繳罰款的人是否會有同等待遇。[16]有消息稱,2018年下半年西澳州議會將提議改革,不再羈押欠繳罰款人員[15]。同年十月,奎格利自稱會在2019年建議修訂法律,不再羈押欠繳罰款人員[41]

2018年5月,新聞報導稱西澳州政府又考慮接受2016年斯卡良的提議,預計羈押告知服務會在2018年結束前開始由西澳州原住民司法援助組織運作[42][43][44]。羈押告知服務因資金問題影響多次延期[45][46][47],直到2019年10月才啟動[48]

2019年9月,西澳州原住民女子受暴力毆打後向警方求助,但隨後就因欠繳罰款被投入監獄。奎格利事後表示會在「數周內」遞交修正法案。[49]法案在同月提出[50],2020年6月19日御准。次日,該州所有欠繳罰款人員的逮捕令撤銷,不允許再發出同類逮捕令[51]

參考資料[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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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