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爾貝戰役
| 杜爾貝戰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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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沃尼亞十字軍入侵的一部分 | |||||||
 1260年的條頓騎士團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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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 立陶宛人（薩莫吉希亞人） | 利沃尼亞騎士團、條頓騎士團、瑞典排、丹麥排、普魯士排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 特萊尼奧塔（存疑） | 布爾哈爾德·馮·霍爾恩豪森 † | ||||||
| 兵力 | |||||||
| 4000人左右 | 未知 | ||||||
| 傷亡與損失 | |||||||
| 未知 | 150名騎士戰死 | ||||||
杜爾貝戰役（拉脫維亞語：Durbes kauja，立陶宛語：Durbės mūšis）是中世紀利沃尼亞十字軍入侵時期，在距今拉脫維亞利耶帕亞以東23公里處的杜爾貝附近發生的戰役。 1260年7月13日，薩莫吉希亞人徹底擊敗來自普魯士的條頓騎士團和來自利沃尼亞的利沃尼亞騎士團的聯軍。150名騎士皆戰死於此役，其中包括利沃尼亞騎士團團長布爾哈爾德·馮·霍爾恩豪森和普魯士地區主帥亨里克·博特爾。[1]這是到目前已知13世紀騎士團的最大失利：其第二大失利為埃茲卡烏克戰役，共71名騎士戰死。[2]這場戰役引發大普魯士起義（1274年結束），和瑟米加利亞人（1290年投降）與庫洛尼亞人（1267年投降）的起義。此役將騎士團20多年來對利沃尼亞的征服所帶來的成果化為烏有，利沃尼亞騎士團需花30多年的時間恢復其統治。
背景[編輯]
利沃尼亞騎士團自1253年就與薩莫吉希亞人交戰，這時明道加斯加冕為立陶宛國王，並將薩莫吉希亞的部分土地讓給騎士團。薩莫吉希亞人不承認這次割讓，並為他們的獨立而戰。對騎士團而言，薩摩吉希亞極具戰略意義，因為擁有它便能將他們在普魯士和利沃尼亞的土地聯繫在一起。薩摩吉希亞1257年在新建立的梅梅爾城堡（克萊佩達）附近殺死12名騎士，此後雙方簽署為期2年的停戰協議。[3]停戰期滿，薩摩吉希亞人便入侵庫爾蘭，並在1259年斯庫奧達斯戰役中擊敗騎士團。[4]如此勝利激勵瑟米加利亞人奮起反抗。[1]騎士團此時轉為戰略戰爭階段，向特爾韋特發起進攻，以期將這個瑟米加利亞前哨變成條頓城堡。[5]進攻失敗後，他們在附近的多貝萊和格奧爾根堡（也許在現尤爾巴爾卡斯附近）修築要塞（兩地皆位於薩摩吉希亞）。[6]瑟米加利亞人進攻多貝萊，但因為缺乏攻城戰術，傷亡頗大。 薩摩吉希亞人則沒有直接進攻格奧爾根堡，而是在附近修築要塞，阻斷其物資供應並連續不斷地騷擾騎士團的要塞。[7]
戰鬥[編輯]
利沃尼亞騎士團大團長布爾哈爾德·馮·霍爾恩豪森組織大軍與薩莫吉希亞人交戰。1260年1月25日，騎士團從亞歷山大四世得到教宗詔書，保佑騎士團，並與馬佐夫舍公爵謝莫韋特一世簽訂和約。[8]普魯士、利沃尼亞騎士團與其盟友的軍隊在梅梅爾城堡會合，計劃增援被包圍的格奧爾根堡。[9]但是，他們得知薩摩吉希亞大軍突襲庫爾蘭，騎士團決定向現拉脫維亞進軍，抵禦薩莫吉希亞人的襲擊。雙方在杜爾貝湖南岸遭遇。[3]
騎士團內部發生內訌，使其戰力大受影響。舉例而言，愛沙尼亞的丹麥人拒絕下馬作戰，雖然騎兵並不適合在沼澤地作戰。[10]戰役打響時，當地的庫洛尼亞人拒絕與騎士團合作，因為騎士團拒絕從薩摩吉希亞營中解放任何被俘的庫洛尼亞人。[4]彼得·馮·杜斯伯格甚至稱，庫洛尼亞人甚至從後部攻擊騎士團。[9]愛沙尼亞人和其他原住民隨後也都和庫洛尼亞人一樣，拒絕同騎士團合作。遭遇如此背叛，騎士團四面楚歌，遭受重大傷亡。150名左右的騎士與幾百名世俗騎士或低級士兵戰死沙場。[4]
儘管《利沃尼亞編年史》中詳細地描述了戰役經過，但是當時並沒有文獻提及薩莫吉希亞人的統帥。只有西蒙·格拉瑙在他的編年史（編寫於1517年到1526年間）中提出，這位統帥是特萊尼奧塔。[1]1982年，歷史學家埃德瓦爾達斯·古達維丘斯發表研究成果，稱特萊尼奧塔不是薩莫吉希亞人，自然也不能統帥一支薩摩吉希亞軍隊。因加·巴拉瑙斯凱內提出，這場戰役為阿爾米納斯所發起，他在1256年前被選為薩摩吉希亞長老。[11]
後續[編輯]
戰役之後，波羅的海地區各地爆發大大小小的起義活動反抗條頓騎士團的統治，其中包括大普魯士起義，從1260年持續至1274年。瑟米加利亞人反叛30年， 庫爾蘭在1267年投降。[3]庫洛尼亞人與薩莫吉希亞人向位於文塔河以西的條頓城堡發起進攻。1261年，在歸途中，異教徒又在列瓦爾德附近擊敗騎士團，殺死10名騎士。[3]此役將騎士團20多年來對利沃尼亞的征服所帶來的成果化為烏有，利沃尼亞騎士團需花30多年的時間恢復其統治。[4]
大捷之後，據稱特萊尼奧塔公爵說服其舅舅立陶宛國王明道加斯放棄基督教，終結與條頓騎士團之間的休戰狀態。[4]特萊尼奧塔組織對利沃尼亞的軍事行動，並得到立陶宛人的支持。1263年特萊尼奧塔暗殺明道加斯，篡奪立陶宛大公之位，並恢復異教信仰。接下來的政局動盪使立陶宛大公國未能充分利用騎士團的衰落。但是，騎士團當時正全力鎮壓叛亂地區，到1280年為止還沒有對立陶宛顯示出更大威脅。[12]在這一層面上，這場大捷為新生的立陶宛國家爭取時間，使其成熟、鞏固地位、並進行擴張，直到面對全面的十字軍入侵為止。
參考資料[編輯]
- ^ 1.0 1.1 1.2 （立陶宛文） Ivinskis, Zenonas. Durbės kautynės. Vaclovas Biržiška (編). Lietuviškoji enciklopedija VII. Kaunas: Spaudos Fondas: 226–229. 1939.
- ^ （立陶宛文） Baranauskas, Tomas. Ar priminsime Europai apie Šiaulių mūšį?. Delfi.lt. 2006-09-22 [2007-05-0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3-03）.
- ^ 3.0 3.1 3.2 3.3 （立陶宛文） Ivinskis, Zenonas. Lietuvos istorija iki Vytauto Didžiojo mirties. Rome: Lietuvių katalikų mokslo akademija. 1978: 184–188. LCC 79346776.
- ^ 4.0 4.1 4.2 4.3 4.4 Urban, William. The Baltic Crusade 2nd. Chicago, Illinois: Lithuanian Research and Studies Center. 1994: 246–248. ISBN 0-929700-10-4.
- ^ （立陶宛文） Gudavičius, Edvardas. Mindaugas. Vilnius: Žara. 1998: 274. ISBN 9986-34-020-9.
- ^ Gudavičius, Edvardas. Mindaugas, 275頁
- ^ Gudavičius, Edvardas. Mindaugas, 第275–276頁
- ^ Gudavičius, Edvardas. Mindaugas, 第276頁
- ^ 9.0 9.1 （立陶宛文） Lietuvos istorijos institutas. 1260 07 13 Mūšyje prie Durbės žemaičiai sutriuškino Vokiečių ir Livonijos ordinų kariuomenę. Delfi.lt. 2009-07-12.
- ^ Gudavičius, Edvardas. Mindaugas, 第278頁
- ^ （立陶宛文） Baranauskienė, Inga. Kas vadovavo žemaičiams Durbės mūšyje?. Voruta. 2010-10-18. ISSN 1392-067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0-10-21）.
- ^ Kiaupa, Zigmantas; Jūratė Kiaupienė, Albinas Kunevičius. Establishment of the State. The History of Lithuania Before 1795. Vilnius: Lithuanian Institute of History. 2000: 63–64. ISBN 9986-810-13-2.